就在这时，寄来一封信，大概内容是：我绝不允许你投靠别人，要不你直接来吧，我能保护你。

然而，杜月笙并不相信。

二人早就相识，当初落魄的，还给杜月笙递过帖子，杜月笙也一直有好好收藏，但这拜师贴最后却不翼而飞。

这件事，杜月笙就已经怀疑到头上了，而真正让他心里有隔阂的，则是另外一件事。

抗战胜利后，杜月笙认为自己一直在救国，大小会让他当个官，结果命令钱大钧做市长，命杜月笙的门生吴绍澍成了副市长。

这件事让杜月笙颜面扫地，从此更加疏远了。

杜月笙曾经对情人孟小冬说过：他就像个夜壶，没有利用价值就被扔掉了。

这种情况下，杜月笙肯定不会选择去，而那边有熟人，并且天高皇帝远，故而杜家一大家子全搬去了。

而杜月笙本就患有哮喘症，再加上这一顿折腾，后来病重时已经卧床不起，需要靠氧气瓶维持生命，两年后就病逝在了。

1951年，63岁的杜月笙病逝，对于他身后的埋骨处，也大致形成了三种意见。

在杜月笙去世的第二年，四姨太姚玉兰接受了的邀请，带着子女和杜月笙的来到，杜月笙也因此葬在了台北。

从此，一代枭雄杜月笙，再也没能回到故乡高桥，也始终无法叶落归根。

当初，没离开的黄金荣，在上海受到了优待，每天扫扫大街，清闲度日，可惜晚年的他，身边无人陪伴，最终孤独病逝。

反观杜月笙，即使死后落叶没有归根，但他痴恋几十年的孟小冬，却始终陪在自己身边，留下了一段儿女情长的佳话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也算是另一种圆满了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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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乌台诗案中哪些人想让苏轼死？
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这一年对于苏轼来说，是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年。在这一年，宋朝爆发了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，一代文宗苏轼被卷入风波，差点身死，自此，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

案发前夕，暗流涌动

“乌台诗案”发生以前，没有人会想过苏轼有一天会沦为“鸡犬”，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，毕竟，他是文坛领袖，朝中大臣，深得皇帝赏识，连王安石王大人都没办法将他怎样。

可是，也正是过于的自信，令苏轼忘记了，政治斗争向来是残酷无情的。苏轼是一位“浪漫主义和务实主义相结合”的政客，这让他魅力四射，但也让他格格不入。

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宋神宗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让他主持变法改革，就这样，轰轰烈烈的“王安石变法”拉开帷幕。客观地讲，当时的北宋弊病丛生，确实需要变法，但是苏轼却一直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激进的变法十分不满。苏轼常常在新法实行的时候形诸吟咏，借诗词文章对变法中的弊病进行讽刺，对一部分新派人士进行讥讽。

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，雷厉风行，他为了确保变法进行，打压排挤过不少反对派官员。苏轼作诗词讥讽新法，新派中早已有不少人对他不满，想要找他的麻烦。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 沈括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，他看到苏轼的诗稿以后，认为其涉嫌诽谤朝政，于是上呈神宗。

不过，这时主持变法的是王安石，尽管宋神宗对他非常信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就对他不设防了。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，神宗很在意新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平衡，他不会让保守派阻碍到新法的实施，但他同时也不会让朝中失去制衡新派的力量。因此，沈括的如同石沉大海，没有得到重视。

神宗对于沈括的忽视令苏轼更加自信，他坚信神宗会秉持正义，也认为自己应当替百姓说话，抨击新法中的弊端。所以，苏轼继续或明或暗的讥讽新政。可是苏轼不知道的是，随着神宗将王安石罢免，变法主持者已经变为神宗本人，苏轼继续抨击新法，早已经令朝中暗流涌动，只是，单纯的苏轼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

诗案爆发，举国震动
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外调多年的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，这不过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调任，苏轼也按照惯例，向皇帝进了《湖州谢上表》，但他却没有想到，这竟成了”乌台诗案“的导火索，还差点让他丧了命。

这年七月，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、何正臣、舒亶等人接连上章苏轼。李定等人认为，苏轼在《湖州谢上表》中写的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，是在攻击朝政，抨击新法，讥讽皇帝。这次御史台的没有再石沉大海，神宗震怒，下令御史台抓捕苏轼。驸马都都尉王诜与苏轼情谊深厚，他得知消息以后，立刻告知苏辙，让他转告苏轼。苏轼得知自己要被抓以后，仓皇无措，他连忙告假，回到家中。可是，前来押解苏轼的皇甫僎态度却十分强硬，没有给苏轼任何面子，直接将他押解回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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